2017年，出让方复某企业及其他出让方与受让方西某企业及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复某企业与其他出让方将合计持有的睿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西某企业。后复某企业起诉，要求西某企业及相关责任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与违约金。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受让方抗辩称，复某企业与刘某存在恶意串通、欺诈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名为股权投资，实为借贷，《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

2016年，绿某公司与豹某公司签订《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绿某公司认购豹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行股票。各方后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沈某为豹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豹某公司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向绿某公司定向增发；若豹某公司在本轮增资完成后三年内达成以下条件，绿某公司无权要求沈某回购绿某公司所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豹某公司的股份或股权：若在本次增资完成之后三年内再融资市值超过6.5亿元。后绿某公司起诉，认为“再融资市值”是指再融资时豹某公司股票的市值，沈某的回购条件成就，要求沈某回购绿某公司持有的豹某公司股份，并向绿某公司支付回购款和逾期违约金。沈某抗辩称，“再融资的市值”应指再融资行为体现出来的公司市场价值，即再次进行定向增发的股票价格反映出来的公司估值，沈某依约应被免除回购义务。

2022年，创某公司以及深某公司、佰某公司以及广某公司向爱某信托出具《收购承诺函》，承诺创某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前收购信托计划所持有的合伙企业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并支付对应价款，同时承诺于2022年9月26日前收购爱某信托的关联公司所持有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份额；佰某公司、深某公司同意对创某公司在本函件项下的全部收购价款支付义务向爱某信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义务。后爱某信托向创某公司以及深某公司、佰某公司以及广某公司出具《收购通知函》要求支付收购本金和溢价款。后爱某信托起诉，要求创某公司支付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收购价款，并要求深某公司、佰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创某公司辩称，本案实质为爱某信托通过其关联方设立合伙企业为通道，向创某公司提供一笔融资，案涉协议和《收购承诺函》属无效协议/文件，且案涉协议和《收购承诺函》未经荣某公司、佰某公司有权决策机构决策同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承诺为无效承诺。

2017年，金某企业和其他投资人作为投资方，与标的公司荣某公司及标的公司原股东李某红、李某婉、贾某、沃某企业、云某企业共同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投资方金某企业通过现金增资的方式获得公司增资完成后的18.1818%的股权。各方后又签订《补充协议》，就原股东李某红、李某婉、贾某、沃某企业、云某企业在标的公司未能完成业绩目标及上市承诺的情况下应当向金某企业承担的现金补偿、股权补偿及股权回购等义务做出相关约定。后金某企业起诉，要求李某红、李某婉等共同履行回购义务，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与逾期违约金。李某红、李某婉等共同抗辩称，标的公司未能在2021年年底前申请IPO并受理且未能在2022年底前成功上市，系不可抗力导致；且金某企业所诉请的股权回购款的计算方式系复利，不是单利。沃某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彭某辩称，《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价款利率过高；金某企业主张的股权回购价款与逾期违约金存在重复计息的时间段。

如案例1中，法院认为，以股权转让为承载的股权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性法律行为，其受市场风险、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因系非公开的协议转让形式，受让股权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结论等用以确定受让股权价值的相关因素、材料，以及各方当事人关于签约、转让、付款等问题的具体考量，应体现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中。而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确认的在案证据，能某公司提出的复某企业与刘某存在恶意串通、欺诈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名为股权投资，实为借贷，《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的抗辩理由，合同和法律依据均不足，法院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故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如案例3中，关于案涉法律关系是否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已查明的本案事实，虽从时间上看，原被告关于爱某信托出让合伙份额并退出合伙关系的合意形成于《合伙协议》签订一年之后，但《收购承诺函》第9条明确约定其为《合作框架协议》的修订与补充。《收购承诺函》虽为《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协商后所形成的独立法律关系，但其本质上仍属各方关于合伙份额转让标的、主体、金额等内容达成合意的法律关系。《收购承诺函》中溢价计算方式是关于合伙份额转让价款的约定内容，与保本保收益的合同安排具有本质差别，各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合伙份额转让合同法律关系与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亦不属同一法律关系。

再次，从融某企业的各合伙人权利义务关系内容来看，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爱某信托已充分履行足额缴纳认缴出资款和设立信托计划的合伙人义务。而本案中，有足够证据说明被告创某公司亦以实际行动积极履行案涉《收购承诺函》中的付款义务。因此，基于各方合意达成的内容实质，并无证据显示各方签订《收购承诺函》具有不真实意思表示情形以及原告和被告创某公司在本案审理前或审理中的实际履行等情况，被告关于案涉法律关系实为借贷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第一，豹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的非上市公司。案涉再融资采取了定向增发的融资方式，仅涉及一位新投资者，亦未引入做市商参与。投资金额不大，占总股本比例极低，也无法反映市场情况。第二，豹某公司系一家以游戏研发业务为主的企业。结合公司2016年上半年及2017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等许多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已呈现出连续下行的态势，2017年再融资时的公允市值不应高于2016年的评估结果。第三，在约定不明、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形下，应当依据合同法关于约定不明的相关规则予以确定。法院综合考虑以下两个估值标准：1.《证券期货业统计指标标准指引》中的计算方法；2.《私募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试行）》中的投资估值方法。采纳绿某公司出具的《专家意见书》，从纵向估值法和横向估值法入手，结合豹某公司所属的行业特征及相关行业股票交易情况比如市净率、市盈率进行对比分析，确定豹某公司市值在再融资时点上的公允市值在2.96-3.2亿元区间，据此最终改判沈某履行股权回购义务。

如案例4中，关于回购利率，法院认为，本案系典型的股权投资对赌协议，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市场交易风险较大，加之针对目标公司的股权估值并进行交易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因此该股权估值之后进行投资对赌的收益根据市场变化予以确定为宜，而不应将本案视作纯粹融资纠纷案件进行一刀切。本案中《补充协议二》第10条已有约定“按照每日千分之一向要求回购一方缴纳违约金”，而综合本案中各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内容、被告违约情形发生的客观因素、原告针对被告发出通知函之后被告的反映，以及本案诉讼中被告的诉讼表现等各因素，针对上述约定利率酌情予以调整为年利率26%。